漫谈：波普艺术，超越半个世纪的持久魅力
近期，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举办了最新的波普艺术专题展览 ——《波普永恒：汤姆·韦塞尔曼与…》，我们借此契机可以一窥波普艺术运动的发展轨迹。除了汤姆·韦塞尔曼，在英美之外，还有更多的当代波普艺术值得一同被梳理。
波普艺术（Pop art）运动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1922-2011）被普遍认为是该运动的创始人，他也是“独立小组”（Independent Group）的成员，该小组作为视觉艺术创作的平台，在50年代早期至中期支持着英国的新技术和大众文化；汉密尔顿曾制作了一系列玻璃纤维浮雕作品 —— 其灵感来自于一张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地标性建筑的明信片，这些作品鲜明地展现出波普艺术的重复和再现图像的特点。在得到诸多评论家的支持后，同为“独立小组”成员的英国作家兼策展人劳伦斯·阿洛威（Lawrence Alloway，1926-90）在1958年首次提出了“波普艺术”一词，阿洛威将波普艺术作品分为4类：现成品或重建物品、平面绘画、物品绘画、标志绘画。
英国先锋团体“独立小组”（波普艺术的前身）的部分成员，从左至右：奈杰尔·亨德森（Nigel Henderson，1917-85）、爱德华多·保罗齐（Eduardo Paolozzi，1924-2005）、爱丽丝（Alison Smithson，1928-93）和彼得·史密森（Peter Smithson，1923-2003）夫妇。拍摄于1956年。
波普艺术家在其广泛的实践中借鉴了达达艺术（Dada art）运动的历史，与波普艺术一样，达达讽刺性地将日常物品或活动作为社会和美学批判的工具。柏林达达主义有着巨大的政治野心，但最终没有实现这种野心，他们对资本主义和军工复合体的美学批评是恰当的，但没有一个连贯的战略来建立反对意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波普艺术在战后几十年的时光里持续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1963年，在二战后美国经济活力和消费主义社会蓬勃发展的鼓舞下，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作为该馆策展人的阿洛威组织了一场开创性的展览：“六位画家与物品”（Six Painters and the Object），首次向美国公众介绍这一运动 —— 罗伊·利希滕斯坦（Roy Lichtenstein，1923-97）、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87）、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1929-2022）、贾斯帕·琼斯（Jasper Johns，1930）、詹姆斯·罗森奎斯特（James Rosenquist，1933-2017）和吉姆·戴恩（Jim Dine，1935），6位美国艺术家从广告、低俗杂志、报纸、广告牌、电影、漫画和商店橱窗中汲取灵感，探索着大众文化的视觉语言。阿洛威写道：“60年代的波普艺术家们从流行文化或‘通信网络和城市的物理环境’中汲取灵感。他们对这些力量的处理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往往带有讽刺意味。”随之，波普艺术开始在美国扎根。
“六位画家与物品”展览图册（作者：劳伦斯·阿洛威，1963年出版，共28 页）封面。 “六位画家与物品”中的所有画家都出生于1923至1933年之间，因此在展览举办时，他们要么是新兴艺术家，要么是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艺术家。虽然这六位艺术家中的一些人通常被称为 “物品制造商”，但这次展览的重点是绘画。展览正值波普艺术在艺术界爆发的前夕，它标志着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而随附的画册则是了解这场席卷艺术界的运动之前的新生展览的重要指南。
波普艺术家将商业文化和广告的视觉语言融入艺术创作中，从而表现出传统美术中通常被认为是低俗的主题。这种对流行形式的拥抱既可以解释为是对美国文化的热烈肯定，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低俗”的不假思索的拥护。波普艺术的冷静、超然、冷酷、不近人情的外观，标志着新兴美国艺术家们对所谓高雅艺术神圣性传统的蔑视，以及对于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56）和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1904-97）等上一代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所推崇的强调个人姿态或自由笔触的直接冲击。
60年代初，戴恩等一批艺术家将抽象表现主义绘画的姿态和主观意蕴延伸到被称为《事件》（Happenings）的表演当中，这些活动结合了舞蹈、视觉艺术、音乐和诗歌，从虚假的晚宴和不合逻辑的仪式到虚构的店面，出售荒诞的物品，质疑着社会对大众消费的庆祝。
打破各种范式的代表艺术家还有汤姆·韦塞尔曼（Tom Wesselmann，1931-2004）。他也被广泛认为是60年代美国波普艺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他曾经非常欣赏威廉·德·库宁，但很快就摒弃了这种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转而采用古典表现主义：“我意识到我必须找到自己的激情，我觉得我必须否定自己对德库宁的所有喜爱，尽可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在这位“另类波普艺术”家的作品中，尤其是裸体、静物和风景画，融合了拼贴和组合元素，开辟出独特的空间。韦塞尔曼创作的《伟大的美国裸体》（Great American Nude）系列，从美国文化和媒体文化中汲取灵感，创作出色彩大胆、尺寸如广告牌的平面画作。他也参与了许多波普艺术展览，和戴恩一样，韦塞尔曼不同意被简单贴上“波普”的标签（他将日常物品作为美学用途，而非将其作为消费品进行批判以及任何形式的群体意图）。1984年，韦塞尔曼开创了一种激光切割技术，将他的绘画精确地转化为金属形式与抽象的三维图像 —— 他将小涂鸦放大，用钢和铝切割出来，然后涂上鲜艳的色彩，这些画作由实心形状和内部空隙组成，成为适应画面干净线条和扁平形式的理想媒介。最终，他创作出《日落裸体》（Sunset Nudes）系列，这些布面油画以其大胆的构图和抽象的图像，向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宫女致敬。在职业生涯的后期，韦塞尔曼还以笔名“斯利姆·斯蒂林沃思”（Slim Stealingworth）撰写了一本自传，详细记录了其艺术发展历程。
韦塞尔曼的《伟大的美国裸体》系列描绘了女性在爱国背景前四肢伸展的场景。上图是他1961年创作的混合媒介作品《伟大的美国裸体 #21》（Great American Nude #21）。
汤姆·韦塞尔曼，《夕阳下的裸体与大棕榈树》（Sunset Nude with Big Palm Tree），2004，布面油画，266.7x325.1 cm。
转向世界范围，英国和美国以外的艺术家也同步探索着一种与波普相关的艺术风格，在其他国家被称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或新现实主义（Nouveau Réalisme），这种风格对美学惯例提出了质疑，如所谓的高级艺术的假定原创性。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波普艺术的相关性一直延续了几代人，时至今日，这种思想脉络依旧非常清晰：德国当代艺术家约瑟芬·梅克塞普（Josephine Meckseper，1964）挑战了对熟悉图像的传统解释，以及使图像获得意义的流通和展示系统，她在雕塑中将艺术品与商品混为一谈，这些作品通常采用商店陈列的形式，与我们的消费主义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式直接相关，往往为原本普通的产品和视觉效果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框架；苏格兰当代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 Gordon，1966）通过模仿沃霍尔的自画像，以及直接挪用沃霍尔的电影《帝国》（Empire，1965），在柏林放映期间盗录了两个小时的原版电影，然后将其重塑为自己的当代艺术作品，从而参与了波普艺术的历史，戈登既承认这位著名艺术家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也承认他对名人和粉丝文化的痴迷；墨西哥当代艺术家何塞·达维拉（Jose Dávila，1974）和多米尼加-美国当代艺术家露西娅·希耶罗（Lucía Hierro，1987）在批判消费文化的作品中延续了波普艺术的传统，战略性地融入了墨西哥和多米尼加-美国的元素，反映了每位艺术家的自我身份，对艺术品的消费方式进行着深刻的反思，通过对拉美当地市场常见物品的超大渲染，提升平庸物品的地位，探讨了文化身份、资本主义和阶级等基本问题。
约瑟芬·梅克塞普，《非洲螺旋》（Afrikan Spir），2011，202.2x202.6x50.8 cm。
道格拉斯·戈登，《你我的自画像（玛琳）》（Self Portrait of You + Me - Marlene），2008，烧焦的照片打印、烟雾、蜡、镜子，63.1x53 cm。
波普艺术以幽默、诙谐和讽刺的方式不断呈现在世人面前，有时也被幽默、诙谐和讽刺所改变，它们既可以被解读为对流行文化不加掩饰的赞美，也可以被解读为对流行文化的一种严厉的批判。从战后冷战新自由主义盛行的颓废时代，到现如今世界的持续动荡与加剧对抗，不同年代的波普艺术家们都正在经历着一场政治觉醒，并面临着更需要阐明其目的的艰巨任务。
何塞·达维拉，《无题》（Untitled），2020，混凝土、巨石和环氧涂料，95.5x55x77.5cm。
露西娅·希耶罗，《尤卡托雷吉塔斯》（Torrejitas de Yuca），2019，刷毛麂皮绒、棉花、羊毛、泡沫上的数码印花。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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