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策展理念是当代展览的核心构成。策展人对艺术现象进行选择、描述、连接和阐释,既是个体内在思考的外在表达,也代表着群体性的文化诉求。本文以2003年至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展览为研究线索,按照不同时期策展理念的差异分为着眼于“差异性”的“主体重建”“中国方式”的话语博弈和“超越性”意义空间三个阶段,以此提示中国当代艺术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多重推动下,正在走出民族国家的单一视角,走向人类“共同体”的深层意涵。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全面开放直接促成了当代艺术创作的兴起,国际主流艺术体系也随之将视野转向“西方中心主义”之外,开启了其“全球化转向”的历程。在1989年“大地魔术师”、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东方之路”等展览之后,中国当代艺术迅速进入国际视野。然而与之相对的是,直至21世纪初期,中国尚未从机构层面畅通国际交流和合作机制,这些在国(境)外举办的展览大都由欧美国家的美术馆和艺术机构主导,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策展人的个人选择,也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本土化”和“国际化”等议题的讨论。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被译介到中国,艺术批评界也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国际化和本土性的问题,焦点之一即是国际展览中中国艺术家“被选择”的无奈。〔1〕
一、“造境”与“再编码”
萨义德在“东方主义”的研究中指出,近代以来的东方是基于西方的文化构想和话语实践存在的“他者”,作为一种“文化霸权”,西方的影响通过积极的“赞同”(consent)来实现。而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设立的初衷,即是通过重建主体身份去消解“文化霸权”的压制和长期以来的“他者”身份。
2003年,在首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览中,策展人范迪安基于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状提出“造境”(Synthi-Scapes)这一主题,其含义之一即是对本土与国际的多种因素的打散与重构〔2〕,以词语的丰富内涵力图逃离或摆脱被编码的可能〔3〕。展览一方面以当代艺术的媒介语言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表现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文化心理,如吕胜中的作品《山水书房》、展望的作品《都市山水》;另一方面直接呈现了当代中国的生活场景和发展过程中的反思,如杨福东的影像作品《天上,天上,茉莉,茉莉》、刘建华的作品《日常·易碎》、王澍的作品《拆筑间》,从展陈上通过传统建筑的拆与筑营造出古典与现代兼具的中国之境。助理策展人黄笃直言,展览希望能够通过对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强调,获得相对于“中心”艺术的一种另类艺术形式,也是一种亚文化(sub-culture)的空间。〔4〕
此后威尼斯双年展的中国馆展览,如2005年蔡国强策展的“处女花园:浮现”、2007年侯瀚如策展的“日常奇迹”,2009年卢昊、赵力策展的“见微知著”以及2011年彭锋策展的“弥漫”都有意识地摆脱西方价值取向,体现出本土意识和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认同”。在“处女花园:浮现”中,蔡国强在氛围营造上采用了竹林、风水等具有东方意蕴的文化元素,但在艺术家和作品的选择上,并没有延续自己惯用的“中国牌”的创作方式,而是展示了孙原&彭禹、刘韡、徐震这些最能代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活力的年轻艺术家的作品。“日常奇迹”的策展人侯瀚如长期在欧洲、美国等地工作生活,研究工作围绕文化他者与中心主义议题展开。在展览中,侯瀚如选择了四位不同年龄阶段、有旅居国外经验的女性艺术家,“这种经验更多代表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形成是开放的,是跟世界进行交流的成果——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世界上各种经验带来的复杂复合体,而不是以某种单一思想作为意识形态的表达”〔5〕。
正如列维纳斯所指出的,“存在者的显现意味着意向性的主题化”〔6〕,中国馆在初登威尼斯双年展之际,集中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表达和社会现实景观再现两大主题,进行着与西方中心主义相对的、文化元素的“再编码”和“着眼于‘差异性’的‘主体重建’”〔7〕。在这一文化主体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已成为身份认知中隐含存在的他者,主体不是作为“我思”的主体,而是开始就处于绝对被动性之中的作为宾格的我(me)〔8〕,其间无论是对于中国元素的使用,还是对于现实生活场景和文化心理的表现,都意在从内在性的经验出发去呈现与西方既有认知不一样的当代中国,从而表现为一种反向性的话语实践。
二、“变位”:从文化他者到话语博弈
2013年,在中国以国家馆形式参与威尼斯双年展十年之际,中国馆内的大量油罐经过长时间的外交斡旋终于得以拆除,展厅的内部空间得到释放。中国馆的策展理念也由以往基于他者身份的、辩驳式的“认识性”(the epistemological)现象呈现,逐渐转向以中国方式回应世界话题的“批判性”(the critical)思考。由王春辰策展的中国馆展览“变位”(transfiguration)从主题上就体现出明显的转型和改变之意。在策展人看来,“变位”的英文“transfiguration”,其词根包含“形象”“图像”,契合了此次双年展主题“百科宫殿”所倡导的“人类梦想与图像的汇合”;同时,变位也能够解释整个当代文化系统的转型和改变。〔10〕展览在内容上呈现出中国社会和艺术创作上的发展变化,策展的基点则在于普遍范畴上有关社会、行动和当代性相关的学术思考。
此后,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策划的中国馆展览“民间的未来”(2015年)、邱志杰策展的中国馆展览“不息”(2017年),更加跨越式地体现出对威尼斯双年展的体制机制、国家馆运行逻辑等展开的“批判性”思考。在第56届威尼斯双年展中,中国馆以“民间的未来”回应了双年展总主题“全世界的未来”。策展方将中国馆看作是一个可以从更深层次挖掘文化巨大张力和可能性的人文平台,在展览中汇集了包括装置、音乐、舞蹈、纪录片等不同门类的艺术作品,以跨界组合的方式挑战了威尼斯双年展仅仅作为当代艺术展览的一贯认知。在策展方看来,一个国际项目的鲜活度、明确的立场,以及策划者的自观与思考是展览最重要的部分。展示或PK的心态,则是一种动力不够的表现。〔11〕
2017年,中国馆展览“不息”(Continuum-Generation by Generation)将民间故事、宋代古画、皮影、苏绣与当代艺术一并融合于策展人设计的“总体剧场”之中,通过文献墙的形式将每一位参展艺术家的师承脉络连接成艺术史和哲学史的庞大网络,以此揭示“艺术永生”(Viva Arte Viva)的无穷奥义。策展人邱志杰曾多次以艺术家身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在他看来,威尼斯应该是一个互相学习,而不是互相提防和互相警惕的地方。一个国家的艺术被描述成对其他国家的艺术的回应和对多种传统的糅合和消化,实际上就已经把中国馆定义成一种跨国别的、一种超越了狭隘民族主义的国家馆。〔12〕
至此,中国对于自身主体身份的认知与建构,不再是基于从属策略和认识性知识建立起来的“固定和预设之物”,而是体现出一种持续的、批判性的“生成策略”(strategy of becoming),〔13〕在2019年中国馆展览“Re-睿”中,策展人吴洪亮希望通过尝试不同的策展模式和策略,在无形之中将观众带入中国方式的浸入式体验〔14〕。展览从空间设计上取法中国传统园林曲径通幽、移步异景的理念,却不再直接使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费俊基于移动互联网创作的交互作品《睿·寻》,耿雪的动画影像《金色之名》等作品中都没有明确的中国属性,却从内在显示出东方方式的思维特征。
三、“元境”:超越性的意义空间
2022年4月,在新冠疫情全球肆虐、俄乌战争升级的国际环境下,第59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在延期一年后举行。中国馆展览以“元境”(Meta-Scapes)为题,回应了总主题“梦想之乳”(The Milk of Dreams)对于“人类世”议题的关注。
“超越”(Transcendent)从词源的角度具有跨越、逾越之意,被视为逾越了界限的存在,与“元境”所提示的边界和转换概念相关。从哲学史的角度,超越问题与现代性的根本危机有着紧密的因果关系。有学者指出,现代性的根本危机——虚无主义乃是否定超越的结果,要克服虚无主义,必须重新审视超越问题。〔17〕同时,“超越性”意味着对“同一性”(the same)或“内在性”(Immanent)的突破,〔18〕指向既有意识和存在之外的多种可能。
结语:走向人类共通的感知地带
从“造境”到“元境”,20年间,中国馆的展览主题在无意间形成了语汇上的关联,也以一字之异折射出中国馆在探索中前行,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和比较中进行的多种尝试。如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所说,理念首先化身在了个体化场域之中,然后在种和部分、质和广延中被现实化,这些种和部分、质和广延覆盖并展开了这些个体化场域。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历次展览,共同构成了“一”和“多”、“个体”和“整体”的对照关系,在差异中重复,生成(becoming)了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解和认知形态。每一次展览、每一位策展人和艺术家都是独立的个体,但对于整体是叠加和复合的过程,他们共同形成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块茎”(rhizome),在充满差异和可能的、无限开放的空间中,不断地生长出新的根须,进行着艺术的生成与创造。
在策展人和艺术家能动性的策展和创作中,中国当代艺术从最初的“文化他者”,到“中国方式”的话语博弈,进而走向具有“超越性”的意义空间,不仅是个体对于文化身份与环境感知的融合和放大,更从整体上显示出以开放和创新为基础的、超越性的文化理念。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总体发展,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单一主体的狭隘视角,以一种“共同体”(Community)的观念,将人类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代入到对于危机和秩序的思考中,提示了主体超越事物(存在)的种种可能。
注释:
〔19〕Michel Henry. Material Phenomenology. trans. By Scott Davidso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127-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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